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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名:每个人的唐朝|中原作家

文化 2022-04-13 20:03:03 41

刊于《河南工人日报》 中国人有一种文史传统。 从先秦时期有意识的记录上古事迹和国家历程开始,“修史”便被视为国家治理

刊于《河南工人日报》

中国人有一种文史传统。

从先秦时期有意识的记录上古事迹和国家历程开始,“修史”便被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修史”的言说方式,被纳入“文章”这一系统进行品评——“史”修得好不好,并非仅看其反映历史事实的程度,更多的,则是来自对作者“写史”功力的评价。《左传》的叙事、《春秋》的笔法、太史公的夹叙夹议,千秋传颂。

这使得中国人对历史有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通常将历史当作故事来讲述,自然的,很多人也愿意写一点历史——谈不上“修史”那样宏大,但确是用和前人相同的笔法来寻找我们走过的路途,书写自己的人生。

《去唐朝》系列正是如此,而讲述唐朝,选择诗人和唐诗,则是相当聪明的角度:他们是唐朝的丰碑和标志,而在更深的层次,他们手中的笔与诗篇,也会与作者的书写形成内在的呼应。但这同时也是一种危险:诗人们太过耀眼,以至于作者极易跟随他们而丧失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诗篇太过丰满,以至于平常的写作将流于无趣和庸俗,坦率地说,本书作品的水平并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并非来自作者的书写水平和文字能力——更多的,是来自于作者的偏爱——像王绩、王维这样推崇隐逸思想,并自觉与其身处的时代环境拉开距离的,作者的笔力似乎十分有限。在《王绩:诗酒人生》结尾总论诗人时,作者引用了王绩给自己的墓志铭,并评论道:“……以‘无功’的形象挟一卷诗文随风而逝,留给后人的,只有一个盘桓千古的人生命题:何为有功?何为无功?……”与王绩自己“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无思无虑,何去何从?”这样大开大阖、浑无挂碍的生命观念相比,作者关于“有功”“无功”的人生命题的提炼,并没有切中王绩的人生和诗歌本质,从而显得狭隘。在写王维时,作者直指“在空灵和虚静中,深深感动的,只有王维自己”,这无疑抹杀了摩诘诗那种冲和的美感,作者虽然细致复盘了王维的人生经历,却没有真正去体验他在繁华摇落之后独立静观的幽微况味,这使他对于王维的批判则显得情绪化。作者与其书写对象并没有实现心灵的沟通,书写时没有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读来难免有种纸上谈“史”的虚空之感。

与此相反,作者对于骆宾王、杜甫、岑参、李商隐等诗人的写作,则达到了不同的高度。这些诗人固然诗风迥异,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人生经历都颇为坎坷,内心经历了剧烈的拉扯,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永远秉持着一种上下求索的进取精神,与前面提到的那类诗人相比,他们几可看作生命的斗士。作者崇尚这样的精神,他将自己笔下的岑参标记为“策马突围”,当然是指其独树一帜的边塞诗,但更是强调他一生“奋力突围的形象”——这种形象,被作者看成岑参的“生命剪影”,也是作者真正认同的人生境界。作者似乎把他当成了情感的载体,在书写岑参的人生旅程和诗风脉络中完成自己对生命意义的再次确认,那个少年时就渴望突围,一生想要“马上建功、守土安边”的岑参,与几千年后读诗写史的作者达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同情,也只有在这样的篇章中,方才实现了那种文章对于历史的精妙讲述,赋予作者“写史”的尊严感。

对于作者而言,书写历史似乎是一场极为华丽的冒险:他的情绪过于强烈(几乎可算是最爱使用感叹号的一位作者),以至于偏爱裹挟了他的知识,成为书写自己观点的论据。然而,对于读者来说,《去唐朝:诗人的人间世》的独辟蹊径、险象丛生未必不可作为一次探顶华山的旅程:“真的历史是一条河”,然而只有经过地壳的强烈运动和水的漫长蓄积,才能真正成为这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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