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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作家暂时不需要崇拜大师|文化观察

文化 2022-03-24 20:04:11 36

有这样一类年轻人,虽然年轻,但经历不凡,有城乡之间的来回往返,也有个人成长和时代变迁呼应和疏离,他们的身上汇集了多个标

有这样一类年轻人,虽然年轻,但经历不凡,有城乡之间的来回往返,也有个人成长和时代变迁呼应和疏离,他们的身上汇集了多个标签,并且在事物的累加中不再年轻。栏目主持人李黎,与九零后小说家郑在欢就年轻的话题展开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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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黎:记得多年前第一次在北京见你时,赵志明特意强调你是九零后。这个年龄对生于七八十年代的我们确实略显特殊,一是特别年轻,二是看到你多少可以想到当年。在你的阅读中,有没有年龄、年代的因素?如果有的话,你怎么看待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这几个阶段的人?尤其是九零后,在你看来和此前相比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郑在欢:这种强调其实只是对年轻的惊讶,再进一步说就是对成长的错愕。以前我还不太理解,以为九零后是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标签,于是心安理得地接受大家对我的关注。现在零零后都出来混社会了,而我也会如出一辙地特别提及:某某是个零零后。这么说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文化指涉,仅仅是讶异于世界的更新速度。和赵志明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很长时间都是最年轻的那个,理所当然地受到大家的照顾,接受自己作为一个青年才俊的设定。突然之间,更年轻的人出现了,而我还没过够年轻的瘾,或者说还没准备好怎么面对成长,可新鲜的年轻人就是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实在到你不得不“强调”一下,怎么说呢,这种关注细究起来,是有一定复杂况味在里面的。

就在你发来对谈提纲的那天,我刚好百无聊赖去找赵志明喝酒。从二十出头到三十出头,十年来我第一次主动找他喝酒,他很是惊讶,还以为我出了什么事,赶紧从一个饭局上跑来见我。我当然什么事都没有。那天晚上我们相对而坐,我已经不是一个年轻人的心态,而是两个成年人在一起消磨时间,聊些有的没的。这么看来,我似乎也多少成长了点。至于阅读里的年代概念,我始终觉得这只是武断的时间划分,毕竟,十年太短,短到刚刚长大的年轻人措手不及,紧接着就被另一波年轻人顶替了。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我接触到的来看,从九零后开始,大家的社交边界更强了些,不像前辈们很容易就凑到一起,九零后很怕尴尬,所以大的聚集就很难。

李黎:每个人在开始写作之初,都会有一个促动,由此划分不写和写两个阶段,甚至不写和写两个身份。在你最初的写作和阅读中,哪些人给了你最关键的影响?

郑在欢: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对文学没有什么概念,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忌讳说到这两个字,我觉得这词太大,感觉是门学问,而我只是想编点故事,所以我只能说自己在“写点东西”。等我对文学有一定认识的时候,我已经写了不少东西,所以我很难追溯师承。当然,在后来的阅读中,我还是找到了能够学习的前辈,比如第一个就是海明威,他让我认识到日常用语的诗意比通过修辞得来的更大。可以这么说,基本每一个在青年时代决定文学写作而不是类型写作的人,都是受了修辞的蛊惑,虽然我十几岁就开始写武侠小说跟玄幻小说,但真正让我激动的还是叙事口吻,而非情节编织。那些蛊惑人心的入门级修辞,其实是极为有害的,比如说最常见到的这一类,“经过几十年的风雨”,肯定没有“几十年过去了”更为有力。从海明威那儿,我学到了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就是如果正在使用的修辞是老套的,那宁愿不要修辞。再然后就是我的认识,需要修辞的时候,最好去组合使用人群最多的字词,具体而言就是普通话。所以我从没想过做一个方言写作者,偶尔用到方言,也是在引语和间接引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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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黎:童年经历和北漂经历能不能算是你写作深层次的动力?

郑在欢:童年算,北漂不算。我从没觉得自己是在北漂,这个概念应该是针对那些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工作并期望有所建树的群体,我的来处不是这个群体。我来自“到处漂”的一群,他们是民工和快递员、超市售货员和餐厅服务员,这种工作随处都是,想换就换,并且难有建树,所以漂得更厉害。虽然我后来也去写字楼上班了,但并没有多少写字楼群体的特征,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属于哪一波的。归属感当然是写作的一种深层动力,我唯一的归属就是童年时期的生活,那个群体在脑中非常坚固,虽然如今也在变化,不过总体而言我还能进去。北漂生活,我始终不在里面,虽然我着着实实在北京十多年了。

李黎:在北京写作是幸福和痛苦并存的,幸福之处是它有一种巨大的包容性,几乎任何特色的写作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发展,痛苦也很明显,外界的生存压力,内在的竞争压力都超乎寻常。印象中你一直在北京,能否说说这些年在北京写作的感受?我们这次聊天,似乎可以冠名“在北京写作”。

郑在欢:如前所述,我对北京没有归属感,我只是碰巧生活于此并且一直没有离开。我最近常想离开,作为一个北方人我总是向往南方,但我也没有潇洒到说走就走的地步。这就是幸福和痛苦并存的地方吧,幸福的是我确实在这里认识了一些朋友,建立了一些社会关系,痛苦的是北京太大,朋友们分散各处,不能说见就见,而我理想的生活环境应该是临时起意,突然烦闷就能约到朋友。我十年来才第一次突然找赵志明喝一次酒,可见有多压抑这种冲动。抛开生活不谈,写作上,我觉得在哪都一样,在北京的这些年,我也没有任何文学集群的感觉,并且我也怕跟人掺和。当然我有见到欣赏的人,在北京的,还有在外地但是会来北京的,这应该是北京给我最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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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黎:最近你一口气出版了两本小说集《今夜通宵杀敌》《团圆总在离散前》,加上之前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一共三本,如果把三本书并置,可以看出其中很多有趣之处,首先是第一本《驻马店伤心故事集》已经脱销,二手书已经价值不菲;二是从第一本开始,虽然本质上都是纯文学作品、常规意义上的小说集,但书里书外都有清晰的“时尚”元素,从书名到封面,到作品的分辑,到图书出版后的活动,都显得非常的时尚、年轻,有着年轻人特有的炫酷,却也有一些不带拐弯的质朴(如“故事集”这一名称);三是三本书一起透露出一个你的秘密,离驻马店越来越远,越来越“落脚城市”。不知道这些感受对不对?

郑在欢:因为我开始写作的时间很早,十六岁就在本子上写长篇了。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会干一件挺花心思的事,基本是被其中的“摩登”成分所吸引。我一直认为写作应该是“弄潮”,不论是观念上的还是形式上的,必须够新才值得一干。所以我希望我的东西是时尚的,它能给人前所未有的新,这是我的主要追求,也算是一种惯性使然的初心吧。

所谓“落脚城市”,其实就是涉及城市。大概因为农村人的主要活动就是离开,在我短短的四年打工生涯,已经辗转了三个城市。最后来的是北京,来了就没再走,这像个意外。因为总在离开,这导致了我的感伤,已经离开的地方和人犹如时间的坟茔,在脑内鼓起一个个大包,它们碰来撞去,亟需消化,将其写成小说是顺势而为。因为还在北京,所以我基本没有写过北京,但北京的城市经验确实被我用在了有关城市的写作里。到今年,我在城市生活的时间已经比农村还多一年,这应该是一种无法挽回的远离。

李黎:《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以及《今夜通宵杀敌》,有没有致敬经典的初衷?因为从中隐约可以看到一些经典,国外如《恶棍列传》《底层的珍珠》,国内如“寻根文学”的一部分,还有余华,还有在此之后问世的魏思孝的《都是人民群众》。

郑在欢:我痛恨致敬经典,也不喜欢崇拜大师,这是个态度问题,首先得把一切写作者视为同行才能写作。即使我知道有高山仰止这回事,也得先骗自己不能高山仰止才行。我为超越而写作,这个念想一定要有,不然就别干了,挺累的。比起致敬,我更愿意说是戏仿,目前我戏仿过的作品有两个,依照胡安·鲁尔福的《马卡里奥》写了《谁打跟谁斗》,依照海明威的《向瑞士致敬》写了《80km/h》。这两篇是纯粹的文体戏仿,就跟看到一个喜欢的词牌,也忍不住拿来写一首的感觉差不多。写“驻马店”的时候我还没看《恶棍列传》,我的养分来自《刺客列传》,所以第一辑叫《病人列传》。

魏思孝写农村在我之后,我俩应该算是殊途同归。刚认识那会儿,他写在城市的农村青年,我写在农村的农村青年,现在他写在农村的农村群众,我写在城市的农村青年。一以贯之的农村,是我们的来处,是绕不开的成长经验。理想的写作当然是探讨到哪儿去的写作,但在此之前,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也很有必要。毕竟,我们的起步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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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黎:三部小说集加起来一共45篇小说,整体上都是短小精悍型的,简洁有力又让人回味或深思。按照大部分小说家的轨迹,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开始长篇小说的写作?如果已经开始,或者计划开始,哪些题材和故事你兴趣最大?

郑在欢:碍于能力问题,大家看到的轨迹并不是我的实际轨迹。在出书之前,我的电脑里已经躺了三部已完成长篇和一个写废了三次的长篇,短篇其实是写长篇的间隙写的。2020年,我写了个长篇送给自己的30岁,写了3个女孩的30年,名字就叫《3》。不出意外的话今年会出版。我的兴趣挺广泛,只要觉得有意

思就想写一写,除了现实生活的素材是要持续打交道之外,以后会写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最多计划计划下一篇写什么,很少去想更远的东西。

李黎:《今夜通宵杀敌》出来后你在某个书店做了一次脱口秀活动,我完整地看完了那段视频,感觉你确实有脱口秀的潜质,有些表演非常好玩,尤其是自弹自唱的本事在作家中也不常见。你觉得文学与表演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郑在欢:谢谢你对我喜剧天赋的欣赏。我非常非常爱喜剧,我甚至觉得生活的唯一真谛就是搞笑。我也想过去做一个喜剧演员,但光是想想就觉得尴尬,这种尴尬是难以尽兴的那种尴尬,所以我还是写小说吧,相对尽兴一点。我一直想写一部情景喜剧,致敬《我爱我家》跟《老友记》——对,前面我说痛恨致敬,但面对这两部拯救了我许多烦闷时间的杰作,我只能致敬。另外我确实也喜欢音乐,每天听歌时间至少得有五小时。我还学了两年吉他,妄图自己写歌,无奈我动手能力太差,起步又晚,搞出来的东西实在太糙,只能自娱自乐。文学对我来说,也是娱乐,是文字表演,所以我喜欢的文学必然是有娱乐性。在我这里,胡安·鲁尔福有娱乐性,海明威有,鲁迅也有。娱乐首先不是取悦他人,而是取悦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妄图以天地万物为沙砾,搭出一个个昙花一现的脆弱景观。这其中的一腔孤勇与可笑不自量首先就是一种娱乐。

李黎:你身上有很多的标签,九零后、辍学流浪、影视编剧、小说家等等,还有“网络一代”,还有别的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这些身份,或者是状态中,你最看重的是哪一个?而未来你期待自己是一种什么状态?

郑在欢:如果可以,能以小说作者的身份安身立命,那肯定是一种成功。事业上的、个人实现上的、社交互动上的,围绕着这个身份运转,我才能想下一步要去干嘛。我非常渴望自己的书被广泛阅读,这可以说是我的动力之一,作品在阅读与谈论中膨胀扩大,完成使命。这就是我的期待,我写作,并不被淹没。另一方面,我也真切地意识到自己正在干的是怎么一回事,文学在今天就是很难进入,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都阻力重重。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经非常成熟,我们能添砖加瓦的地方已然不多。文学是一项需要读者与作家共同完成的娱乐,而如今大家更喜欢在导游的陪伴下娱乐,博物馆里有导游,美术馆里有导游,电影院里也有导游,不是引座员,是导演,导演就是导游,规定了游览路线,动来动去地引人向前。文学不是,文学还是只能静静地躺在纸上,等人来翻。虽然我一直强制让自己看好文学,就像我强制让自己不能高山仰止一样,但我也知道有过高山,所以我也知道文学是娱乐洼地。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事。看过高山而不止步,身处洼地仍想翻身,这大概率会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写作者的常态。

李黎

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拆迁人》《水浒群星闪耀时》。

郑在欢

1990年生于河南驻马店,长居北京。著有《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杀敌》《团圆总在离散前》等作品。

【来源:现代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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