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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兆林太极传承,杨露禅太极拳的主要流派

文化 2022-06-02 06:37:07 718

杨式太极拳各代知名的传人有哪些老六路,是杨家父子去北京以前练的拳,现在传的都是上京后,为了适应当进人们的需求,改的架子,杨露禅的长子长孙杨兆林,有传出一支。李景林:穿着黄马褂

杨兆林太极传承,杨露禅太极拳的主要流派

杨式太极拳各代知名的传人有哪些

老六路,是杨家父子去北京以前练的拳,现在传的都是上京后,为了适应当进人们的需求,改的架子,杨露禅的长子长孙杨兆林,有传出一支。

李景林:穿着黄马褂的剑仙和督军

李景林,字芳宸,号“广古川”,生于1885年,卒于1931年,河北枣强县恩察镇前七家村人。李景林是汉军旗人,有资料称,李景林原名景林,后冠以李姓,至于何等原因,则未见记载。

尽管李景林在民国督军中的“名声”不大,但他却素有“剑仙”、“神剑李”等其他督军难以企及的封号。至于李景林的武功渊源,则众说纷云,就连他的师父是谁,也有不同说法。一说李景林的师父是陈世均,而武当剑丹字派第12代传人吴志泉(曾任常州武协副主席)否认此说,指出陈世均的生平不可考,甚至可以说是“查无其人”。按照吴志泉等人的说法,李景林的武功渊源大约有三个,一为幼学根基;二为武当剑,得自宋唯一;三为太极拳,源出于杨露禅。

就现有资料来看,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梳理。幼年时,李景林以燕青门和二郞门打下根基。14岁时,李景林进入“育字军”(少年学生兵,地点在沈阳)。育字军管带宋唯一见李景林有武学基础,人又机灵,因而收为弟子,秘授武当剑术。宋唯一武术界的地位很高,他是武当剑下乘“丹”字派第9代传人(注:武当剑法分三乘九派,上乘是偃月神木,分字、柱、极三派,精于神;中乘是匕首飞术,分符、鉴、七三派,精于飞;下乘是长剑舞术,分釜、筹、丹三派,精于舞。但道教收徒甚严,有“宁可失传,不可误传”之古训,因而上乘和中乘剑法已经失传,今人所见仅有下乘功法而已。宋唯一研习的就是下乘“丹”字派,该派第一代传人为张三丰的九徒弟张松溪)。宋唯一还是武当剑术传世以来第一位著谱人。1922年,李景林任东三省陆军第一师师长,率部驻北镇整训,师徒重逢,自然高兴。宋唯一将其所著《武当剑谱》传给李景林。因为李景林尽得宋唯一衣钵,也就成了“丹”字派第10代传人。如此说来,称李景林为“武术大师”,誉以“剑仙”、“神剑李”等封号,并非空穴来风。

庚子国变时,“育字军”解散。那一年,李景林16岁,返回家乡后,又到邻近的永年县带艺投师,拜在太极宗师杨露禅的三儿子杨健候门下,深得太极拳精髓。但此节有不同说法,据素有武术“活字典”之称的著名武术家沙国政(曾任云南省武术队教练)讲,李景林的太极拳传自杨露禅的大儿子杨风侯,《武当》杂志1993年第3期发表的《太极拳传人世系表》也记载首“杨露禅―杨风侯―李景林―姜容樵―沙国政”这样的传承。但也有资料称,李景林的师父并不杨风侯,而是杨健侯。因为杨风侯去世较早,就连杨风侯之子杨兆林的功夫也是叔父杨班侯和杨健侯传授的。吴志泉也称李景林曾向“杨建侯学艺,成为杨家稀有的外姓徒弟之一”。

但不管怎么说,李景林的太极功夫源出于杨露禅,则基本可以肯定。在学习太极拳时,李景林与杨健侯的儿子杨澄浦结下深厚情谊,曾为太极拳的普及出过力。如今,国家体委仍在推广的《简化太极拳》、《88式太极拳》等拳法,就是以原山东国术馆《太极拳讲义》为基础整理而成的,而《太极拳讲义》就是李景林与杨澄浦等人合作的结晶。资料记载,1929年冬,李景林请杨澄甫著谱,经过三次修改,并由山东国术馆教务主任李玉琳演示,最终由李景林定稿。当时,也有人这套太极拳为“李景林式”,又称“杨式新架”或“新杨式”。

除了推广太极拳,李景林对武当剑的推广也下了一番功夫。尤其值得一提的,李景林在征得师父宋唯一的同意下,将历来秘传的武当剑法公开(1923年,宋唯一传给李景林的《武当剑谱》在北京印行),此举为武当剑的普及影响深远。

如此说来,李景林的确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他在公开太极拳法和武当剑谱的同时,还广泛收徒。特别是1929年“全国打擂比赛”所造成的影响,拜师学艺者更是不绝于门,前后有500多人向李景林递帖拜师(一说仅上海打擂期间就有800余人)。如此广泛收徒,也成为武术界中的美谈。

李景林是如何起家的

一些资料称李景林毕业于保定军校,似有不妥。经考,李景林是1903年赴保定求学的,与孙传芳、吴佩孚同届,当时学校称“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只能说是保定军校的前身。李景林毕业后的一段经历,记载也不详细。吴志泉的回忆称,李景林毕业后“到奉军许兰洲部,历任团长、旅长等”。另有资料则称李景林在“禁卫军中任下级军官”。

辛亥革命时,李景林随军南下,与革命军交战。据称,李景林作战十分勇敢,主动出任第二敢死队队长。当时,敢死队一共500人,分两队,由蔡甸渡襄河,直趋三眼桥,打得革命军毫无还手之力。李景林的敢死队抢先占领汉阳的龟山,因而得清廷嘉奖,赏穿黄马褂。

在投靠张作霖之前,李景曾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许兰洲的参谋长。据田庸先生所作《常荫槐》一文记载,1910年,常荫槐由奉天法政学堂毕业后,曾在该师任少校军法官。此间,常荫槐因办事果断,敢做敢为,深得李景林的青睐。不过,现有资料却并未见李景林与常荫槐二人“发达”之后,互相关照的记述,想来,可能也仅仅是比较融洽的上下级关系而已,并无深交。

不过,这个时候,李景林与张作霖却不是“朋友”,而是“对手”。因为张作霖有意独霸东三省,势必需要打压许兰洲,而李景林做为许兰洲的参谋长,也自然在劫难逃,所以,有一段时间,李景林的仕途并不顺畅。直皖战争时,李景林甚至跑到曲同丰手下去当团长,更加糟糕的是,李景林还是失败的那一伙,连团长都当不成了。用李景林自己的话说,就是“光蛋”。无奈之下,才投靠了张作霖,这一点,也与张宗昌有些相似。不过,照实际情形来看,张作霖显然更为看重李景林,并没有像张宗昌那样降级使用,而是提了几个格。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整编部队,即委李景林为东三省陆军第一师师长。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的李景林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奉军第二方面军由李景林和张宗昌统领,二人分任正副军长。该军的任务是以掩护山海关正面作战为目的,担任九门口以至于整个奉天至热河的交通防线的作战。开战之后,李景林率部从北镇出发,直取朝阳;同时,李景林派胡玉坤的步兵团进攻阜新。

1924年9月21日,李景林在朝阳北票与直军王怀庆的部队展开阵地攻防战,相持两天两夜,直军败退,李景林夺得朝阳。不久,又传来消息,阜新也被“拿下”。李景林自以为其功不小,在向张作霖报捷的同时,请求扩军。但据曾任胡玉坤团副团长的曾广林回忆:“张作霖将其大骂后驳回,并把李景林部解除战斗序列,让其就地剿匪”,同时,张作霖命张宗昌取代李景林,进攻北口。

张作霖何以如此动气,尚无资料佐证,估且存疑,以待方家指正。但不管怎么说,李景林的反应必然是强烈的,立即给张作霖回了一电,内中引了一句古语:“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张作霖接电后,更是怒不可遏,大骂“这小子反了”,幸而杨宇霆从中解劝,称战局未定,不可横生枝节,张作霖这才缓和下来,命李景林继续前进,“协助”张宗昌进攻。李景林随即将自己的四个团改编为四个梯队,搭成了四个旅的架子,真的是“君命有所不受”了。

张宗昌夺得北口,进驻滦州后,曾打算到天津活捉吴佩孚,但未能如愿。而李景林却捡了个大便宜,他以支援张宗昌为名,经由军粮城挺进天津。在天津,李景林解除了直隶督办王承斌的武装,取而代之。但这显然不是张作霖的本意,气得张作霖扬言要杀李景林,以肃军纪。郭松龄解劝,说奉军刚刚入关,擅杀大将,必乱军心,张作霖这才强压怒火,表示日后再议。李景林知此细节后,心中惴惴不安。

有资料称,李景林治军,尤其注重“疾行军”,因为他脱胎于北洋军,深知行动迟缓的害处。这一次,李景林的“行动”也比较快,不仅夺了王承斌的兵权,还夺了王承斌的政权,出人意料地攫取了直隶军务善后督办兼直隶省长的位子,连张作霖都感到“惊诧莫名”。曾广林在回忆中称:“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对李的信任完全失掉了。”张作霖愤恨地说,既然李景林已经当上了督办,就让他“自立”吧,随即停了李景林的枪械补给。在军阀混战的年月,这是制裁部下最致命的一招儿。后来,李景林参与郭松龄兵变,可能也与此有关。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王承斌。看一看李景林驱逐王承斌,何以引来张作霖如此大的火气。王承斌是辽宁兴城人,在直系的地位仅次于曹锟和吴佩孚。曹锟贿选时,向“猪仔议员”发放支票的,就是这个王承斌。曹锟就任总统后,王承斌出任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巡阅使是吴佩孚)兼直隶督军。1924年2月,吴佩孚建议省长、督军不得兼任军长,王承斌因而被免去第23军军长之职,此举引来王承斌的怨恨。适逢冯玉祥也心怀二意,因而结成“倒吴同盟”。战争打响后,王承斌任讨逆军副总司令兼直隶后方筹备总司令,指挥第一军和第三军抵抗奉军。当冯玉祥部自北京向热河开拔时,逗留不前,引起吴佩孚的警觉,遂命王承斌赴承德坐镇,以牵制冯玉祥。但王承斌反意已决,与冯玉祥密商后,便爆发了北京政变。这就是说,王承斌是冯玉祥的同盟者,也是张作霖间接上的“同盟者”。

1924年11月3日,冯玉祥决定恢复王承斌的第23师,不料8天之后,就被李景林缴械了。笔者猜测,因为王承斌是辽宁人,张作霖可能有收入幕中的想法,所以李景林将其缴械,才会引来张作霖的极大不满。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李景林当上了不该由他来当的直隶督办。

李景林的算盘是保住“位子”

尽管郭松龄、张宗昌,还有不少奉军将领认为自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立下“决定性”的战功,但更有说服力的说法仍然是冯玉祥倒戈,那背后的一枪对吴佩孚来说才是最致命的。不过,对张作霖和冯玉祥来说,仗打赢了,麻烦也来了。本来,张作霖与冯玉祥约定,奉军不入关,但冯玉祥又是拿了张作霖的钱的,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因而对张作霖的“食言而肥”也没办法。更何况,张作霖的实力比冯玉祥要大,冯玉祥也奈何不了张作霖。最后形成的尴尬局面是,张作霖住在顺承王府,冯玉祥住在北京西郊,俨然对峙局面。如果不是担心吴佩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双方“隐而不发”,可能早就打起来了。

而当上直隶督办的李景林,其处境更为艰难,因为他处于张作霖与冯玉祥的“夹缝”之间。李景林知道,张作霖并不待见他这个直隶督办,因而,李景林感到一种“生存”的危机。对此,李景林采取的策略是,对张作霖“恭顺服从”,而对冯玉祥也力求“合作”,走“两面派”的路线。当张作霖正与冯玉祥暗中较劲的时候,李景林积极谋化,与冯玉祥通信修好。据李景林的谋士韩玉辰回忆,他曾与黄郛夫妇共同去见冯玉祥,为李景林说项,冯玉祥也表示“李芳宸够朋友”。但令李景林始料未及的是,当韩麟春往访冯玉祥时,冯玉祥却将李景林的密信“出示”。韩麟春回来后,提醒李景林要小心冯玉祥。

此事见于韩玉辰的回忆,笔者未见其他佐证,所以只能猜测一二。在张作霖的五虎上将中,韩麟春以“智谋”称重一时,深得张作霖和张学良倚重,韩麟春对张氏父子也忠心耿耿。不过,韩玉辰却没有记载韩麟春是否向张作霖告密。笔者以为,韩麟春可能没有这样做,其实这也正是“将才”与“庸才”的区别,“将才”遇事,通常会选择“消弭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的作法,因为他不需要像“庸才”那样通过“告密”来博得主帅的信任。在当时的情形下,张作霖其实也不好对李景林采取“断然措施”,因为直鲁联军也是不可小觑的。如果韩麟春向张作霖告密,除了加重裂痕之外,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效果。更何况,张作霖与冯玉祥仍然有着名义上的联合,李景林的做法虽然不妥,但并未出格。可能正是基于这种想法,韩麟春才会善意地提醒李景林,而不是告密。这样做,可能更有助于矛盾的消融,而且还有助于维系他和李景林的关系,使得李景林的面子也过得去。更重要的是,从冯玉祥“出卖”李景林的细节来看,其“合作”多半不会成功,如果李景林也悟及此节,能够“迷途知返”,那么韩麟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这件事对李景林确实有所触动,他由此感到,冯玉祥纵横有术,不想与他多加“亲近”。

但是,韩麟春的苦心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李景林志向甚大,一心想保住直隶督办的位子,所以李景林仍在采取纵横之术,与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大搞“合作”,还与河南省长岳维峻结下金兰之交(胡、岳二人同属冯玉祥国民军序列)。

恰在此时,张学良给李景林发来一份秘约。原来,张作霖已与阎锡山,还有陕西督军刘镇华及憨玉琨(豫陕甘剿匪副总司令,盘踞豫西)达成协议,决定联合“解决”胡景翼和孙岳的国民军第二、三军。具体计划是:

1、由憨玉琨率先发动,陕督刘镇华为其后援;

2、李景林和张宗昌率部由陇海路西进,会攻开封;

3、阎锡山率部渡过黄河,横出陇海线,实施截击。

李景林接此秘约后,打起了自己的算盘,他认为,自己刚刚主政直隶,“基础不稳,人心未安”,若轻启战端,必遭不利,这叫“打不赢”;河南为四战之地,刘镇华和阎锡山均欲得之而后快,以李景林的实力,即使占了河南,也难以图存,这叫“守不住”;更重要的是,李景林已经握有直隶,张作霖还会把河南交给他吗?张作霖的心思不猜也明白,京畿重地,乃至于整个中原地带,是不会交给别人的,张学良是不二人选,这叫“为他人做嫁衣”。结论是,绝不轻言战事,冒无谓的风险。

这是1925年2月的事,而张作霖的生日是3月19日,又适逢50大寿,自然在大肆操办,阎锡山和刘镇华也会派代表参加,必有更一步的筹划。李景林猜测,庆典一过,战事就可能打起。于是,李景林采取了“挖墙角”的办法,他派人把密约传给胡景翼,要胡景翼早作准备,主动出击,务必在张作霖祝寿之前“解决”憨玉琨。李景林认为,该密约是始作俑者是陕西督军刘镇华和驻守豫西的憨玉琨,如果迅速将其击败,则密约的执行就要大打折扣。这样一来,奉军与国民军的“和平局面”就能继续维持,李景林也就能继续当他的直隶督办了。

在给胡景翼的信中,李景林写道:“公以国土待我,我当以国土报之”,因为在此前,胡景翼曾将保定让与李景林,故有此说。此后的情形也确如李景林所料。过了几天,胡景翼向李景林报捷,称憨玉琨已经“解决”,李景林高兴地说:“很好。我即日去奉天。”到沈阳后,李景林乘隙向张作霖报告说,憨玉琨已被击败。张作霖沉吟片刻说:“这小子太不中用,不管啦。”事后,李景林曾得意地对韩玉辰说:“俺这回总算帮了胡笠僧(胡景翼)的忙”。

杨兆林的介绍

由此事可知,李景林为了保住自己的直隶督办的位子,真是煞费苦心。

郭松龄兵变时的李景林

据郭松龄的陆大同学陈琢如(曾任冯玉祥西北边防督办署总参谋长)回忆,郭松龄反奉之前,曾与李景林密商,李景林表示同意,说:“二哥你一切放心,我一定帮助到底”。因为“王承斌事件”,张作霖曾想枪毙李景林,当时郭松龄替李景林说过好话,因而李景林有感激之情。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李景林“反张”,并不积极,用韩玉辰的话说,就是“被动同谋”。的确,李景林处处防范张作霖,甚至有时还要拆张作霖的台,但其出发点更多是为了“自保”;张作霖的“防范”和“疏远”可能也是李景林如此行事的诱因之一。事实上,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李景林并没有像郭松龄那样,一定要“干掉”张作霖。当然,李景林本人也有占地盘的想法,在这一点上,张作霖、冯玉祥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军阀都是如此想法,很难说谁代表了正义。《潜伏》中有一句经典台词:“现在两根儿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一根儿是高尚的,哪一根儿是龌龊的?”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可以说,李景林对张作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其实这不难理解,就实力而言,李景林达不到“自立”的程度。这一点,冯玉祥的国民军也看到十分清楚,所以,尽管李景林不断与之交好,却没有投桃收李。当郭松龄滦州起事时,国民军邓宝珊部即向北推进,直攻至保定城下,国民军的说法是“援助郭松龄”。后来,李景林撤出保定,但国民军却紧跟其后,又要求李景林让出天津,借口还是“援助郭松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景林才没有按照事前与郭松龄的约定,策应郭松龄。因为李景林感到,如果与郭松龄共同行动,那么他的地盘就会被国民军吃掉。李景林也发现,跟着郭松龄和冯玉祥,可能更没好果子吃。

为了保住天津,李景林在杨村以南构筑坚固阵地,摆出一副誓死保卫天津的阵式,同时,李景林还将郭松龄交他看管的四名奉军师长赵恩臻、齐恩铭、裴春生、高维岳一并放出,这对于郭松龄来说,也是一大打击,客观上帮了张作霖一个大忙。

因为冯玉祥的国民军咄咄逼人,李景林急忙派一贯主张与国民军“合作”的韩玉辰向冯玉祥讨个“说法”。冯玉祥称,国民军处于内陆,需要一个出海口,所以李景林必须让出天津;如果李景林识时务,可以移驻热河,国民军保证在沿途予以“便利”。韩玉辰拒理力争,称郭松龄难以取代张作霖,如果张作霖不倒,冯玉祥即使得了天津,也难以持久,但冯玉祥不为所动,称“事在必行,请先生不必多言。”

实际上,正当韩玉辰在冯玉祥处“讨说法”之时,冯玉祥的部将张之江已经向李景林开火了。双方在杨村阵地相持20余日,互有死伤。在杨村攻防战时,还发生过一段军事趣闻。因为久攻不下,张之江想起了田单的“火牛阵”,打算如法炮制,可是急切之间,找不到那么多牛,只弄到了一批羊。于是,张之江“古为今用”,改打“火羊阵”——在羊尾巴上浇上煤油,羊角上束好火把,拉到阵前,一齐放出去。没想到,被弄得疯掉的羊并不听从指挥向前冲,而是四面八方乱跑,根本没起作用。不过,两边阵地上的士兵倒很满意,因为他们有羊肉吃了。

最终,李景林因为后援不继,反击不力,败退山东。就这样,李景林机关算尽,还是丢了直隶。可以说,冯玉祥抢占李景林的地盘,把本是盟友的李景林变成敌人,也是郭松龄败亡的原因之一,同时,冯玉祥自己也陷于被动。

李景林逃到山东后,仅有万余兵力,如果没有张宗昌的帮助,很难再起。据张宗昌的参谋长王翰鸣回忆,李景林和张宗昌还有个秘密约定,即反攻天津后,直隶督办的位子由张宗昌支配;作为回报,张宗昌帮助李景林组织内阁,由李景林出任国务总理。如果这一“秘约”能够成功,就会多出一个“剑仙”总理,为诡谲多变的民国政坛再添一段“佳话”。

再说冯玉祥,他虽然得其所愿,赶跑了李景林,日子也同样难过。原来,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曾向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孙岳许诺,保举孙岳出任直隶督办,结果却为李景林捷足先登。还没有撕破脸皮的时候,冯玉祥为了与张作霖协调关系,默认了李景林的直督地位,没有向张作霖伸手“索取”,孙岳很不满意。此次驱逐李景林,夺取天津后,直督的位子孙岳志在必得,而手握重兵的鹿钟麟、韩复榘和徐永昌等人则不想为孙岳做嫁衣裳,倦怠起来。当张宗昌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反攻天津时,孙岳和胡景翼力不能支,请求支援,冯玉祥派鹿钟麟到天津指挥韩复榘、徐永昌两部上前助阵,但韩、徐各揣心腹事,未能挽回败局。从这个角度上讲,冯玉祥驱逐李景林,可谓失策,因为他虽然占了天津,但还没捂热乎,就又丢了。而且,此举还彻底失去了李景林对他的好感,又加重了手下将领的矛盾和分裂。

另一方面,吴佩孚也重出江湖,并与张作霖达成谅解,出兵河南,与奉军一道夹击国民军(史称“国奉战争”)。一时间,国民军四面楚歌,冯玉祥无计可施。1926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引退。对此,韩玉辰不由感叹:“敌友之间,苍黄反复,真令人不可捉摸。”

李景林退出政坛,再走江湖

杨兆林太极传承,杨露禅太极拳的主要流派

据吴志泉回忆,当国民军占领天津时,李景林尚未撤离,只是避入日租界。张之江不敢到租界内去抓人,只得派便衣暗哨日夜监视。那么,李景林又是如何逃跑的呢?这就用得上“武功”了,用吴志泉的话说,就是“研究了一个只有武术高人才能实行的周密方案”。一天清晨四点钟左右,一辆汽车从李景林住处的门前飞速经过,李景林飞身上车。这样做的目的是害怕汽车慢了引起怀疑,而且,因为李景林的动作特别快,便衣也未能发现。就这样,李景林逃过监视,经由海路到达济南,找张宗昌求救。

这个时候,李景林的必情是很复杂的。但若说他就此心生厌倦,萌生退意,转而专心宏扬武学,那似乎是李氏门徒的誉美之词。事实上,李景林并不甘心于失败,甚至可以说,李景林的官瘾还不小,他在济南还曾与张宗昌谋划过国务总理的“买卖”呢。但照事件的发展来看,张宗昌只答应了“一半”,率军攻入京津后,张宗昌按照约定“接收”了直隶督办的位子,交给部将褚玉璞。但国务总理一节,却没有下文。想来,这国务总理的位子,并不是张宗昌能够决定的,他当初答应李景林,多半只是应付。事实上,就当时的局势而言,谁来当这个国务总理,必须得由张作霖点头才行。而李景林受到郭松龄反奉的牵连,漫说国务总理,就是“连长”也不想让他当了,不“修理”他就不错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李景林只能退出军政两界。

就这样,李景林先丢地盘,又丢督办之位,像个赌徒一样输了个精光。但不管怎么,反攻天津,驱逐国民军,他也出了力的,多少也能对张作霖有个交待了,这可能也是张作霖没有追究李景林的原因。

1926年6月,李景林通电下野,携一身功夫,行走“江湖”,成了“武林盟主”。应当说,李景林对中国武术的弘扬与发展,出力不小。这年下半年,李景林来到上海,并邀来志同道合的武术家杨澄甫、孙禄堂等人,广招门徒,共倡武林大计。

1928年,李景林多方奔走,以武术能“强身强国强种强族”为号召,倡导“国术全民化”,甚至求到蒋介石的头上,终于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国术馆,李景林出任副馆长,张之江任馆长。当年在天津,二人打得不可开交,连“火羊阵”都用上了,如今却成了正副手。

此后,李景林又开始筹划“全国打擂比赛”,为了募集资金,李景林曾找黄金荣和杜月笙帮忙,二人各出2万大洋。时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静江得知此事后,表示大力支持,但要求比赛改在杭州举行。1929年5月3日,张静江聘请李景林为筹备主任,诸民谊、孙禄堂为副主任,以“参观券”筹集经费40万大洋,举办“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经数月筹备,于当年9月向全国发出启示,邀请确有国术技能者到杭州参加比赛,一切食宿及来往路费均由大会提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全国打擂比赛”。

“浙江国术游艺大会”结束后,这些武林高手余兴未了,于是有人提议在上海继续比武。这样,才有“第二次打擂”。此事在当时的各大报纸上,均有报道。

在比赛期间,李景林新收了不少徒弟,这些人久闻李景林的“剑仙”名头,都想学李景林的武当剑。恰好山东省长韩复渠表示支持,于是才有“山东国术馆”的筹备和组建。1930年12月,李景林到山东,任山东国术馆馆长。此间,李景林根据武当剑单练套路创编了有实用价值的对练套路,如“武当对剑”、“活步对剑”、“散剑法”等,加以普及和推广。

其实,李景林在早年就很注重武术的实用和普及。在治军时,李景林即将武术用于军事训练,对骑兵实施“斩劈活靶及活靶反击”等训练,又在军队里建立武术队,训练士兵的素质和格斗本领。据称,在白刃战中占据日本鬼子上风的“大刀队”,就出自李景林的部队,其刀法自成一格,但实质上却只有一招:出刀时刀身下垂,刀口朝向自己,向上撩起时,刀背磕开日本鬼子的刺刀,随即直砍日寇的脖子,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为此,日寇吃亏不小,他们想出的一个破解之法是,遇着大刀队,戴上铁围脖。此刀法虽然不能说是李景林所创,但李景林身边确实聚集了一大批“武林高手”,琢磨出一招易学易用的功夫,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就是这一招,就让日本鬼子摸不着头脑了。学者萨苏也说:“日本人怕大刀队,并不是一般的宣传,而是确有其事”。

当时的山东国术馆,云集着众多的武术高手,一度成为当时师资最强、水平最高、成就最大、流派最多的国术馆。

可惜好景不长,1931年12月3日,李景林因突患痢疾,在济南病故,年仅47岁。但也有人说,李景林并非死于痢疾,而是被毒杀,更有人直指系蒋介石所为。吴志泉在回忆录里也认为,李景林是被蒋介石害死的,他说:“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李景林之死的真相被掩盖,至今已是半个多世纪之久”。

李景林死后,他的生前友好邹声远曾有诗云:

龙泉之尺鬼神惊,起舞寒光耀眼明,

君家绝技应无各,传与群美后代光。 

去河北省永年县,杨无敌的后人还在,可以去访。邢台市里有董英杰的后人在教拳,董英杰是杨澄甫关门弟子;还有杨家长子长孙杨兆林传的老杨架,在邢台历史文化公园有人天天在练。早上白天都有。。

杨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富英 陈秀峰 龚润田 纪老福 冀福如 教莲堂 李莲芳 李万成 凌山 牛连元 全佑 万春 王矫宇 吴孟侠 杨少侯 杨兆鹏 张信义 张印堂 杨兆林 刘胜魁 许禹生 杨澄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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